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数年挥旧产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乙卯，安徽巡抚赵国麟举以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1701—1754）。所著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皆不甚传。
如果不是《儒林外史》，史书上可能不会有吴敬梓的位置。明清八股取士，讲究会做文章，然而这些文章只能用于当时的应试科举，流传后世者几无。唐诗宋词，已然落寞，吴敬梓生于这样一个时代，不求功名，却总想着诗词歌赋，祭贤颂圣，自然得不到当政者的垂青，只能做个隐于世间的倜傥文人。偏偏在这样的时代中，市井小说兴起了，文以人传，人以文传，而《儒林外史》，便是吴敬梓自己一生的写照，说是自传也不为过，结合他本人的生平，他将自己的事迹分散到了虞博士，杜少卿等一众主角身上，虞博士主持泰伯祠大祭，杜少卿散尽家财，拒绝入仕，只是在南京与一众文人名士作诗论道，功名利禄不挂心，日子越过越清贫，却不以为意，江海寄余生。
从《儒林外史》中对“泰伯祠大祭”这件事的笔墨分量来看，乃吴敬梓本人生平最得意之事，“泰伯祠大祭”是要做什么？其实就是一群文人墨客祭祀先贤，通俗来讲，就跟现在宣传“八荣八耻”，或者通过祭祀孔子在彰显德化，重拾礼义廉耻。自古以来，儒学及其分支和演化便是中国文人的主要研究和学习方向，更有各个时代的权力机构为其背书。儒学文化是入世的文化，中国各个时代的文人通过研究儒学接力一般地构建起了整个古代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通俗点来说，便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法制都不健全，“刑不上大夫”，所以德治便成为统治者的依靠，通读《儒林外史》，糊涂官、糊涂案层出不穷，儒学文化便承载起其相应的社会责任。至于现代，在意识形态教育已经弱化的情况下，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儒学文化被官方重新提炼，宣传，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儒林，就类似武林，外史，就是野史。吴敬梓起这个书名有自嘲的成分，也有讽刺的意味，意思是我们这些不当官的文人比不了那些翰林院大学士，人家是正经八百的公务员，我们只是野路子。吴敬梓这样野路子的文人想当官，要么是祖上当官，要么是太有才了让朝廷特招，但是能看出当时通过科举当官的瞧不上这些野路子文人。
鲁迅在《清之讽刺小说》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吴敬梓写这本书虽然是讽刺小说，但是对事不对人，没有夹带私货搞个人报复，相反，客观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文人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市井面貌，语言诙谐幽默，但是这本书我个人感觉行文过于零碎，譬如你不用看前后文，也能单独看懂《范进中举》，情节上不是很连贯，有掉书袋和列人物的弊病，起承转合不太连贯，前后情节关联性不强，当然，此书并不胜在情节，当成历史小说或者吴敬梓个人自传来看，了解一下古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也是很有意思。
很多时候读古人的诗歌经常会有出仕和入仕的纠结，处于“天子呼来不上船”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两极分化的状态中，而《儒林外史》让我看到文人的另一面追求，真正跳脱了这个出和入的框架，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传承和俯瞰中国文化，譬如庄征君和虞博士，庄征君是朝廷让他做官不去，却也不是假惺惺地隐居，说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空话，而且正儿八经地在玄武湖研究学问。至于虞博士，有一段文摘录于此：虞博士也不胜凄然，邀到船里坐下，说道：“少卿，我不瞒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时常寄书子来问候你。”说罢和杜少卿洒泪分手。这一段是虞博士去外地做官，杜少卿送别时的一段，讲的是虞博士肺腑之言，他清醒地意识到学问不能当饭吃，所以对于衣食之事也很在意，言辞恳切，人物生动，并非一个假惺惺决断烟火的腐儒，读来令人倍感真实。
《儒林外史》要说的是，身在儒林，学问才是正统，拿学问去求取功名，这学问就务实了，颇有点类似当今基础科学领域的一些研究，那些看了不能升官发财的书，还用再看么？
李白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儒林虽大，上下几千年，能传世的不过寥寥数人，书也就那几本，却引无数文人竞折腰，为名？为利？还是为了别的什么？留给掩卷后的沉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