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中秋，去了婺源。
婺源县城并不大，除了破落一点，和别处的县城并没有什么不同。横穿县城，不过五公里的距离。这座从旧石器时代便开始有人类活动的古城初见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半夜的街边的大排档和烧烤摊，以及吆五喝六的人群，在别处也是一样的常见。
在地图上找了一条古街，零零散散地逛了片刻，从斑驳的屋墙和年久失修的各式破房子中寻找历史的痕迹。倒坍的房子和院落门上贴着政府的公告和改造计划，但显然大概是处于资金的窘迫，那些宏大的旅游开发计划并没有得以施行。唯一恢弘的建筑倒是一座寺庙，佛像宏伟，香火旺盛，庙宇轩昂，和庙门外的破落对比鲜明。古街的尽头是一条新造的步行街，各种服饰和化妆品专卖店，行人并不多。
早期生活在婺源地域上的土著先民，属于越族。唐代，中原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乱，即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黄巢起义。婺源山川险阻，兵革难至，正是人们逃避战乱的理想之地。因避中原战乱而移民婺源的北方士族，不断传播儒家文化，他们坚持不懈的教化，使当地山越土著逐步接受中原文化，终于在唐末完成了汉、越的融合。五代以后，再也不见有关山越族的文字记载。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战乱频繁，婺源因其地势成了很多文人和前朝官员的避世逃难之所，这些人给农耕文明时代的婺源带来了大量的文化资源。两宋时期，婺源社会重文兴教的风气开始形成。自宋庆历四年（1044），除官府在蚺城始建县学外，另有地方热心兴学人士先后创办龙川书院、万山书院、山屋书院、屏山书屋等讲学会文之所。此外还有众多的学馆、义塾、书斋在境内纷纷出现。在辈出的文人中，出了一个在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朱熹。朱熹继承发展了儒家文化，成为程朱理学扛鼎之人。咸淳五年（1269），宋度宗赵禥诏赐婺源为“文公阙里”。这四个大字就刻在前文提到的步行街入口处的牌坊上。
纵观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官方文化”在钳制异端，规范民众行为上居功至伟，而朱熹在历史上正是如孔子再世一般的存在，他开创的程朱理学为后世各代统治者推崇，极力宣扬教化，奠定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理论基础。程朱理学对孔孟之道一脉相承，成为明清时期的封建统治者稳固文化思想的有力工具。清王朝倒台之后，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化倡导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流毒和弊病进行了口诛笔伐，从今天发展的世俗理论上来看，发轫于程朱理学就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控制阿拉伯世界一样支配了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几百年，除了一些朴素的正义和善恶理论之外，其中还充斥了大量泯灭人性的“教义”，利于通俗故事化后的“二十四孝”，“存天理，灭人欲”，以至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想非但没有得到解放，反而进一步被禁锢，女人裹小脚，男人也是只读圣贤书，进一步消灭了人性和自我，这一切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稳定。这也是中国虽然屡次经历历史周期律而封建制度却稳固不倒的原因。而对于当代的政治家和一些学者试图恢复这种泯灭人性的“传统文化”的主张，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历史不是不会重演，独立与自由的争取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最直观的，“劝忠”和“劝孝”在今天被异化成了泛滥的“民粹主义”和“愚孝”，而今天的地铁上张贴的大幅的二十四孝的宣传画也仍然让人远离历史的罪恶以为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新世纪之后依然被吓得毛骨悚然，直冒冷汗。
朱熹在婺源的另一大创举是推进了“乡约”制度。封建统治者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政治难题是乡村一级的统治和管理问题，这时候同乡的有识之士就联合制定了乡约来规范和约束乡民的行为，作为封建统治制度的补充，并且得到朝廷和官府的支持。我在汪口村的乡约所看到一个刻满乡约的石碑，不外乎是一些赏善罚恶的约定，乡民自觉遵守。乡约制度传承到今天便成了类似于村民公约的东西，比如被改造成旅游景点的村子会约定一些规矩，比如善待游人，不允许宰客，不允许过度商业化，不许养狗之类的。同姓一族通常聚族而居，其中有名望的人回乡得了朝廷的封赏便可以建造宗祠，这些宗祠里头除了供奉先祖外，也大多供着朱熹。
去婺源的路上，翻看的是《婺源史话》，回来的路上，已经看起了鲁迅的文集，心情有些许沉重，那些宗祠和乡约所中的碑文旧物如鬼魅一般萦绕脑际，二十四孝，婚丧嫁娶，中国人几千年来，朝代更迭，看似变了，又好像没变，即使没有这些实物的载体，很多的旧思想、旧习惯也像千年的椽柱一样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今天拿出来又来展览，是歌颂、批判还是“接受一切，欣欣然地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中国人何时能砸碎这宿命的枷锁，锤烂历史的孽债，透出口气来，大咧咧做个彻彻底底的新人，有新思想，立新文化，不复那些前朝的覆辙。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