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1938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做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的激动人心，令人神往。”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以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汤先生的书是《中国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书是《论道》、我的书是《新理学》。”
看到上面这段文字的时候，上海封城已经结束。这本书的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封城期间看完的，从三月初的物资匮乏的焦躁到冷静下来重新开始阅读这本书，经过了很长的停歇期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在中华民族经历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抗日战争期间，作者在漫山遍野的炮火重击中偏居一隅，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为中国哲学立传续脉，和我看这本书的心境何其相似。这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巧合。
中国哲学是什么？很难用一句话解释这个问题。从春秋时代的儒家、法家、墨家、名家、道家，到汉代董仲舒的儒学官方化，今文派和古文派的对立，到后来吸收了宗教文化的禅宗，为了对抗印度佛教文化而形成的道教，再到后来魏晋时期的玄学和清谈文化，然后是兴起于宋朝的理学，再然后是明代理学和心学之争，再然后是西方哲学的传入，让清朝的汉学家开始考据汉代的典籍，“白发死章句”，除儒学外的其他流派开始得到整理和重视，为了对抗西方逻辑学的“名家”被重新注意到，再到康有为尝试把儒家宗教化，建立“孔教”，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中国的思想家们认识世界和宇宙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和西方哲学不同，“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的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的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的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中国哲学中宇宙的概念也包括了观测者本身，所以宇宙是“不可见”的，也是“不可说”的，一旦“可见”了，就只能以宇宙外的观测者的角度，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哲学的最终境界就是“不可说”，这就是“负的方法”。而中国的哲学家们过于追求这种对终极境界的探索，忽视了正向观测的逻辑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正的方法”是到达终极境界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后，中国的哲学体系同样承受着西方哲学体系的冲击，一方面中国的思想家们发现自己之外也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迫切地在自己思想体系中寻找能和西方哲学体系对等的存在以弥补这种国力悬殊造成的心理落差。他们找到了“名家”来对标西方的“逻辑学”，但是在更多更大的方面，两种思想体系却看似截然不同，一方面是因为东西方哲学分别侧重于正负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国哲学偏重于觉悟和经验，西方哲学偏重于逻辑和分析，这两种方法在目标上有时候会殊途同归，但是中国的思想家们当时并不能意识到这种更深层次的相似，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当时缺乏真正了解西方哲学的人。
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力强于中国，就认为西方的思想就比中国的更优越，实际上这种思想领域的高低比较没有意义，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局限。那么中国的哲学能对未来的哲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科学的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而技术问题是无法用技术来解决的，人类中的哲学家们在追求着超越自然和功利的境界，作者称之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道家哲学中的“道”，理学中的“理”和“性”，心学中“心”，禅宗的“悟”，都在追求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人类哲学的终极理想，而对这一终极理想的追求也蕴藏着人类社会众多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本书可说的地方太多，这里只能浅尝辄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多读中国哲学的原著，那会是一趟非常奇妙的旅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八条目